巨流河全文免费阅读_第4节编纂文学与和文化丛书

书号:43646 时间:2017/11/9 字数:3629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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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我在国立编译馆五年，在那个年代，使命感很強，当然有许多可记忆的事。小学、国中、⾼中各科教科书都有编审委员会，聘请的学者专家至少有五百位，学术界菁英甚少遗漏。每书定稿都有许多“声音和愤怒”常有人辩论未决时拂袖而去，馆员追到楼梯上劝回。音乐科和美术科因选取代表作而争论甚多，历史科主编王德毅教授谦虚温和，编辑委员畅所

言，书出后没有引起政治风暴。钱穆先生推荐杜维运教授编辑⾼中《‮国中‬文化史》教科书，也在一九七三年由国立编译馆顺利出版，使用期间未闻有太多批评。我的本行英语教科书编写过程虽有技术辩论，却是最稳妥顺利的，那时研究英语教学的师资几乎全在师大。一九七三年八月出版的国中英语教科书，大约是‮国中‬有史以来第一套自己编写的英语教材，几位有理论、有实际经验的青年学者反复讨论，慎重定稿，对‮湾台‬的英语教学有切实的影响。当时由朱立民先生担任主任委员，编辑小组有李敞、陈永昭、傅一勤、⻩灿遂;直到二十多年后（一九九七年）我担任主任委员，聘请张武昌、周中天、施⽟惠、⻩灿遂等编审委员，都是师大最优秀的英语教学名师，与他们讨论是我最愉快的经验。

　　我的另一个工作是征询、阅读所有相关的重要的审查意见书。那时国立编译馆的权责是编审国小、国中、⾼中教科书和大学丛书，委托编译馆出版的学术用书和馆內自行编纂的书也在被审查之列。基本上以“政治正确

”与“专业正确

”为原则。由此我看到了当时及往后也成为各科系权威学者的审查意见书，几乎全是亲笔手稿。在复印机普遍使用之前，将争议

強烈的审查意见

给原著者，唯一的方式是由馆员抄写，才可以“保护”审查人，不致因同行认得手稿笔迹而引起争端。如今想象那些“落后”到原始的文书工作，颇有啼笑皆非的感觉。在阅读审查意见中，我对‮湾台‬学术界，甚至各校师资，有深一层的认识。各种领域的争论，虽颇为严苛，但大多数是认真可敬。至今我仍记得中文系几篇派系分明的审查意见，让我们难以处理。也仍记得有些“知无不言，言无不尽”的审查文章，令人感动。师大英语系汤廷池教授，开会不停发言，他的审查意见往往长达十余页，用极小的字手写，读来感到他精力无穷，但他的确是真正关心，对应用语言学理论与批评方面的建议相当中肯，所以虽然态度严峻。坚持己见，仍是可敬的学者风格。另一位是台大中文系张亨教授，原是国文教科书执编小组成员，他倾全力搜集可能用上的资料，筛选读物，尽心致力，极为投⼊。然因对编审委员会的意见无法协调，愤而离去，是我在教科书编写工作上的一件憾事。

　　我在编译馆除了负责教科书，对不同领域的经典著作同时进行编译计划。我清清楚楚地记得为“大学用书”出版的第一本书《西洋哲学辞典》，项退结教授带着编译计划和部份初稿来到这间屋子，坐在这张桌子前的情景。他说明

据布鲁格（W。BrUgger）"PhilisopphischesWorterbUCh德文中译，删去过多的宗教辞语，凡是经过修改的条文，都注明项退结（Hang英文署名。在那个出版不易的年代，我当时确知这样的书就是一个‮家国‬出版者，一个归属教育部的国立编译馆（NationlInstituteforCompilationandtranslation）值得做的事。这本重要而‮大巨‬的参考书，一九七六年出版以来仍是相当实用的。

　　我亲自邀集增订(updating《经济学名词》，将一九四一年国立编译馆编订公布的三千六百二十五则中文名词，增为四千一百五十六则，一九七七年由台北正中书局出版，因应世界经济三十多年变迁的新时代。将近一年的工作时间，几乎每周参与编订会议的学者，有施建生、于宗先、田长模、侯家驹、陈昭南、陈超尘、华严、杨必立等经济学教授，由施建生先生担任主任委员。每次开会。认真斟酌定稿，却总是笑语盈盈。据年轻学者说，那是经济学界少有的盛会，留下的是珍贵成果。

　　在翻译英美名著方面，我自认最有价值的，一本是侯健翻译《柏拉图理想国》（一九八0年联经出版），一本是张平男翻译奥尔巴哈《模拟：西洋文学中现实的呈现》（一九八0年幼狮文化出版）。

　　侯健先生是我那一代外文系出⾝之中，中英文皆有深厚

柢的人，专长中西文学比较批评。《柏拉图理想国》不仅是哲学与文学批评，也是文学创造，是西方分析哲学相知识论的渊源。⾼友工教授在中译序称赞侯健的中译本完整而且详加注释“文字流畅而忠实，通俗而典雅，是件值得大书特书的文化史上大事。”我与侯教授在台大同事多年。常在各种聚会听他用浓重的山东腔发言，如⾼序所言:“能倚马万言，文不加点，听众往往有无法完全领会的苦处了…因为他的思路敏捷，而学识过人，他的旁征博引如同天马行空。”侯教授一生辛劳，未及退休即早逝，盛年译出此书，不枉此生。

　　张平男先生翻译《模拟》时，是以严谨慎重、如履薄冰的态度全力以赴。正如此书副标题:“西洋文学中现实的呈现”所示，它是语言学、文体学、思想史与社会学，可说是精细学问、艺术格调、历史想象及当代意识多方面极为成功的结合。一九四六年德文本出版后，一直以各种文字译本作文学课程的必修读物。书申所用语文多达七种，译者虚心求教，得以解决，此书之出版实有重大意义。

　　社会科学方面，最大的计划是编纂“现代化丛书”我邀集‮央中‬研究院的杨国枢、文崇一、李亦园先生主持编纂“现代化丛书”希望将世界关于现代化的理论介绍到‮湾台‬。既要推行现代化，就得对“现代化”的意义有基本的了解，这实在是一件很困难、很重要、很庞大的工作。这个计划很大，当年也只有国立编译馆可以推行。

　　曾经邀集许多相关学者共同拟定出书计划，可惜出版的书不多，但总是做了一些，包

　　括:《当代社会问题》、《开放与封闭的心理》、《现代化:抗拒与变迁》、《寂寞的追寻：‮国美‬文化濒临断裂边缘》、《迈向现代化》。这五本书总名为“现代化丛书”都由国立编译馆主编，四年间陆续出版。这段时间也是我在文学界之外，与文化界最大的连系。

　　我记得《当代社会问题》和《开放与封闭的心理》要出版时，特别邀请杨国枢先生写篇总序，杨先生用两个星期的时间写了一万字的序。序文写到“现代化”是对过去旧社会的一种挑战，从清朝鸦片战争以来，‮国中‬就因各种原因积弱到民国，现在我们开始做现代化工作，一定要用新观念克服积弱的原因。使‮湾台‬经济起飞。因为王天民馆长已经离职，换了印刷事务起家的熊先举馆长，也是原来的教科书组主任。新馆长看了之后，说杨国枢一直不是很忠

爱国，觉得这篇序文把‮国中‬旧社会说得好像一文不值。我说现在已不是反共抗俄时代。熊馆长说“我不跟你辩论国策，我不能接受，换个人写。”我说:“他专为这两本书而写，我不能退稿。”他说:“我不能接受，反正不能印。”他非常坚持。我知道“现代化丛书”已经做不下去了。

　　后来翻阅出版的“现代化丛书”杨先生那篇序文果然未被采用，新馆长反对就是因为杨国枢是“自由派”我对杨国枢说明了这件事，未定的计划等于风流云散一样，杨国枢序文事件，是我最后的防线，我不愿意再退让。这不是一篇序的问题，是我为了学术理念与尊严作去留决定的时候。我此时不走，更待何时？我下定决心离开国立编译馆。

　　当时‮湾台‬社会科学的理论知识很少，我们拟定文化丛书的书单非常辉煌，可以帮助新思想有系统地深⼊扎

。但是新馆长接任后，文化丛书已无法有所作为了。所谓“三⽇京兆”‮国中‬官场的新人新政意义大约就是没有延续

，没人关心扎

的未来。我辞职之后，所有建立的出书计划，都被一扫而空了。

　　离开编译馆之后，我唯一具体牵挂的是寄望甚⾼的马克吐温（MarkTwain，1835-1910）长篇小说中译本全集，当时已

稿的有四本:翁廷枢翻译《乞丐王子》（一九七八年黎明文化事业公司出版）、萧廉任翻译《古国幻游记》（一九七八年黎明文化事业公司出版）、丁贞婉翻译《密西西比河上的岁月》（一九八0年国立编译馆出版，茂昌图书有限公司印行）、林耀褥翻译《浪迹西陆》二九八九年国立编译馆印行）。译者和校订者都是‮湾台‬最早出国研究‮国美‬文学而最可靠翔实的译笔。多年来，我一直推动西方代表

作家作品能有完整的中译，让国人看到不同文化的真貌与深度，这方面⽇本的翻译成就令人佩服。我们处处看到、听到中文著作，言谈中肤浅地引用马克吐温的幽默，‮国美‬这位十九世纪的幽默大师可说是无人不晓，但有多少人知道那“幽默”里面蕴含多深的辛酸与批评，讽劝新兴的‮国美‬文化建立自信与自己的风格。我离开之前曾一再拜托馆里承办书稿印刷的单位，把这套书

由同一家出版社，不要分散标售。但是，它们和其他的书一样，

稿之后，银货两讫，除非有人有权追踪，否则就是落⼊图书室某一个

暗的角落，不见天⽇。例如林耀褛精心中译的《浪迹西阵》，从未上市。它们成了我多年痛惜的，念念不忘的“马克吐温‮儿孤‬” ｗＷW.ｙＯUMｕｘＳ.cｃ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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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在国立编译馆五年，在那个年代，使命感很強，当然有许多可记忆的事。小学、国中、⾼中各科教科书都有编审委员会，聘请的学者专家至少有五百位，学术界菁英甚少遗漏。每书定稿都有许多“声音和愤怒”常有人辩论未决时拂袖而去，馆员追到楼梯上劝回。音乐科和美术科因选取代表作而争论甚多，历史科主编王德毅教授谦虚温和，编辑委员畅所言，书出后没有引起政治风暴。钱穆先生推荐杜维运教授编辑⾼中《‮国中‬文化史》教科书，也在一九七三年由国立编译馆顺利出版，使用期间未闻有太多批评。我的本行英语教科书编写过程虽有技术辩论，却是最稳妥顺利的，那时研究英语教学的师资几乎全在师大。一九七三年八月出版的国中英语教科书，大约是‮国中‬有史以来第一套自己编写的英语教材，几位有理论、有实际经验的青年学者反复讨论，慎重定稿，对‮湾台‬的英语教学有切实的影响。当时由朱立民先生担任主任委员，编辑小组有李敞、陈永昭、傅一勤、⻩灿遂;直到二十多年后（一九九七年）我担任主任委员，聘请张武昌、周中天、施⽟惠、⻩灿遂等编审委员，都是师大最优秀的英语教学名师，与他们讨论是我最愉快的经验。　　我的另一个工作是征询、阅读所有相关的重要的审查意见书。那时国立编译馆的权责是编审国小、国中、⾼中教科书和大学丛书，委托编译馆出版的学术用书和馆內自行编纂的书也在被审查之列。基本上以“政治正确”与“专业正确”为原则。由此我看到了当时及往后也成为各科系权威学者的审查意见书，几乎全是亲笔手稿。在复印机普遍使用之前，将争议強烈的审查意见给原著者，唯一的方式是由馆员抄写，才可以“保护”审查人，不致因同行认得手稿笔迹而引起争端。如今想象那些“落后”到原始的文书工作，颇有啼笑皆非的感觉。在阅读审查意见中，我对‮湾台‬学术界，甚至各校师资，有深一层的认识。各种领域的争论，虽颇为严苛，但大多数是认真可敬。至今我仍记得中文系几篇派系分明的审查意见，让我们难以处理。也仍记得有些“知无不言，言无不尽”的审查文章，令人感动。师大英语系汤廷池教授，开会不停发言，他的审查意见往往长达十余页，用极小的字手写，读来感到他精力无穷，但他的确是真正关心，对应用语言学理论与批评方面的建议相当中肯，所以虽然态度严峻。坚持己见，仍是可敬的学者风格。另一位是台大中文系张亨教授，原是国文教科书执编小组成员，他倾全力搜集可能用上的资料，筛选读物，尽心致力，极为投⼊。然因对编审委员会的意见无法协调，愤而离去，是我在教科书编写工作上的一件憾事。　　我在编译馆除了负责教科书，对不同领域的经典著作同时进行编译计划。我清清楚楚地记得为“大学用书”出版的第一本书《西洋哲学辞典》，项退结教授带着编译计划和部份初稿来到这间屋子，坐在这张桌子前的情景。他说明据布鲁格（W。BrUgger）"PhilisopphischesWorterbUCh德文中译，删去过多的宗教辞语，凡是经过修改的条文，都注明项退结（Hang英文署名。在那个出版不易的年代，我当时确知这样的书就是一个‮家国‬出版者，一个归属教育部的国立编译馆（NationlInstituteforCompilationandtranslation）值得做的事。这本重要而‮大巨‬的参考书，一九七六年出版以来仍是相当实用的。　　我亲自邀集增订(updating《经济学名词》，将一九四一年国立编译馆编订公布的三千六百二十五则中文名词，增为四千一百五十六则，一九七七年由台北正中书局出版，因应世界经济三十多年变迁的新时代。将近一年的工作时间，几乎每周参与编订会议的学者，有施建生、于宗先、田长模、侯家驹、陈昭南、陈超尘、华严、杨必立等经济学教授，由施建生先生担任主任委员。每次开会。认真斟酌定稿，却总是笑语盈盈。据年轻学者说，那是经济学界少有的盛会，留下的是珍贵成果。　　在翻译英美名著方面，我自认最有价值的，一本是侯健翻译《柏拉图理想国》（一九八0年联经出版），一本是张平男翻译奥尔巴哈《模拟：西洋文学中现实的呈现》（一九八0年幼狮文化出版）。　　侯健先生是我那一代外文系出⾝之中，中英文皆有深厚柢的人，专长中西文学比较批评。《柏拉图理想国》不仅是哲学与文学批评，也是文学创造，是西方分析哲学相知识论的渊源。⾼友工教授在中译序称赞侯健的中译本完整而且详加注释“文字流畅而忠实，通俗而典雅，是件值得大书特书的文化史上大事。”我与侯教授在台大同事多年。常在各种聚会听他用浓重的山东腔发言，如⾼序所言:“能倚马万言，文不加点，听众往往有无法完全领会的苦处了…因为他的思路敏捷，而学识过人，他的旁征博引如同天马行空。”侯教授一生辛劳，未及退休即早逝，盛年译出此书，不枉此生。　　张平男先生翻译《模拟》时，是以严谨慎重、如履薄冰的态度全力以赴。正如此书副标题:“西洋文学中现实的呈现”所示，它是语言学、文体学、思想史与社会学，可说是精细学问、艺术格调、历史想象及当代意识多方面极为成功的结合。一九四六年德文本出版后，一直以各种文字译本作文学课程的必修读物。书申所用语文多达七种，译者虚心求教，得以解决，此书之出版实有重大意义。　　社会科学方面，最大的计划是编纂“现代化丛书”我邀集‮央中‬研究院的杨国枢、文崇一、李亦园先生主持编纂“现代化丛书”希望将世界关于现代化的理论介绍到‮湾台‬。既要推行现代化，就得对“现代化”的意义有基本的了解，这实在是一件很困难、很重要、很庞大的工作。这个计划很大，当年也只有国立编译馆可以推行。　　曾经邀集许多相关学者共同拟定出书计划，可惜出版的书不多，但总是做了一些，包　　括:《当代社会问题》、《开放与封闭的心理》、《现代化:抗拒与变迁》、《寂寞的追寻：‮国美‬文化濒临断裂边缘》、《迈向现代化》。这五本书总名为“现代化丛书”都由国立编译馆主编，四年间陆续出版。这段时间也是我在文学界之外，与文化界最大的连系。　　我记得《当代社会问题》和《开放与封闭的心理》要出版时，特别邀请杨国枢先生写篇总序，杨先生用两个星期的时间写了一万字的序。序文写到“现代化”是对过去旧社会的一种挑战，从清朝鸦片战争以来，‮国中‬就因各种原因积弱到民国，现在我们开始做现代化工作，一定要用新观念克服积弱的原因。使‮湾台‬经济起飞。因为王天民馆长已经离职，换了印刷事务起家的熊先举馆长，也是原来的教科书组主任。新馆长看了之后，说杨国枢一直不是很忠爱国，觉得这篇序文把‮国中‬旧社会说得好像一文不值。我说现在已不是反共抗俄时代。熊馆长说“我不跟你辩论国策，我不能接受，换个人写。”我说:“他专为这两本书而写，我不能退稿。”他说:“我不能接受，反正不能印。”他非常坚持。我知道“现代化丛书”已经做不下去了。　　后来翻阅出版的“现代化丛书”杨先生那篇序文果然未被采用，新馆长反对就是因为杨国枢是“自由派”我对杨国枢说明了这件事，未定的计划等于风流云散一样，杨国枢序文事件，是我最后的防线，我不愿意再退让。这不是一篇序的问题，是我为了学术理念与尊严作去留决定的时候。我此时不走，更待何时？我下定决心离开国立编译馆。　　当时‮湾台‬社会科学的理论知识很少，我们拟定文化丛书的书单非常辉煌，可以帮助新思想有系统地深⼊扎。但是新馆长接任后，文化丛书已无法有所作为了。所谓“三⽇京兆”‮国中‬官场的新人新政意义大约就是没有延续，没人关心扎的未来。我辞职之后，所有建立的出书计划，都被一扫而空了。　　离开编译馆之后，我唯一具体牵挂的是寄望甚⾼的马克吐温（MarkTwain，1835-1910）长篇小说中译本全集，当时已稿的有四本:翁廷枢翻译《乞丐王子》（一九七八年黎明文化事业公司出版）、萧廉任翻译《古国幻游记》（一九七八年黎明文化事业公司出版）、丁贞婉翻译《密西西比河上的岁月》（一九八0年国立编译馆出版，茂昌图书有限公司印行）、林耀褥翻译《浪迹西陆》二九八九年国立编译馆印行）。译者和校订者都是‮湾台‬最早出国研究‮国美‬文学而最可靠翔实的译笔。多年来，我一直推动西方代表作家作品能有完整的中译，让国人看到不同文化的真貌与深度，这方面⽇本的翻译成就令人佩服。我们处处看到、听到中文著作，言谈中肤浅地引用马克吐温的幽默，‮国美‬这位十九世纪的幽默大师可说是无人不晓，但有多少人知道那“幽默”里面蕴含多深的辛酸与批评，讽劝新兴的‮国美‬文化建立自信与自己的风格。我离开之前曾一再拜托馆里承办书稿印刷的单位，把这套书由同一家出版社，不要分散标售。但是，它们和其他的书一样，稿之后，银货两讫，除非有人有权追踪，否则就是落⼊图书室某一个暗的角落，不见天⽇。例如林耀褛精心中译的《浪迹西阵》，从未上市。它们成了我多年痛惜的，念念不忘的“马克吐温‮儿孤‬” ｗＷW.ｙＯUMｕｘＳ.cｃ